Fujimoto （藤本壮介）绝妙的反讽了居住之梦的空间属性在一定条件下的极端呈现。
在南方周末与东方卫视联合主办的2010年度向“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中，我居然看到了龙应台。龙应台是兼受东西方两种精神熏陶的在海峡两岸都几乎绝迹的“士”，但是在下相信许多人质疑的是：既便如此，龙应台有“中国梦”吗，她的“中国”在哪里？果然，龙在次日的北大礼堂描述了她的“中国梦”。借助幻灯，龙应台所阐述的其实是一个已经破碎的如“海棠红”的“中国梦”和一个更鲜活的呼之欲出的“台湾梦”。然而，“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龙女士深信大国梦的基础是超越民族与党阀的文明，对此在下是有限度的赞同的。如是，参考如今“美国梦”悖论的逻辑，则构成中国的国民，或者是中国梦的建构者，究竟是所有认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地理与民族概念共同体的民众？还是所有生理与文化上归属为中国人的民众？或者是所有认同任何”合法“的参与建构中国梦的党派的民众？ Read more…
阿科桑底的风铃
The Wind Chimes of Arcosanti
周榕
Zhou Rong
朝圣之旅
十年前 7月末的一天清晨，我从科罗拉多的丹佛市驱车出发，去亚利桑那州朝觐传说中的“建筑圣地”——阿科桑底（Arcosanti）。
位于凤凰城以北 110km的阿科桑底，是美籍意大利建筑师保罗 ·索莱里（ Paolo Soleri）所创想倡议、规划设计、投资兴建，并注入了毕生心血亲自施工、运营、宣传的一个实验性生态社区。它试图探讨索莱里在 1950年代即致力建构的“建筑生态学”（Arcology）理论所包含的现实可能性，即在能耗、资源消耗、土地占用、废物排放和环境污染的最小化的同时，又能达到人际交往和人与自然接触的最大化。 Read more…
刚开始学建筑设计的时候，老师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Christopher Alexander的《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另外一本就是Robert Venturi和Denise Scott Brown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之所以把书名的中文译名放前，是因为当时读的是中文版。前一本书，由于多是些可体验或者可观察的规划与建筑经验的总结，也就容易产生共鸣和理解；但这后一本书，读着感觉头疼：文字是都读过去了，也以为从那些艰涩的翻译的文字中理解了些关于“标志”、“符号”的概念，但一来是我作为初学者没有对城市规划和建筑发展历史的全面的认识，二来是站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平台上，实在无法正确理解（甚至无法正确想象）地球另外一边那个建筑在沙漠之上的、依靠博彩业衍生出灯红酒绿的繁华的美国城市以及她的建筑特质。再加上译文中的一些很拗口的文字，读着总觉得生硬或跳跃，也就越发地迷糊了：为什么作者会选拉斯维加斯作为研究对象？Strip上的建筑现象是一个自然过渡的发展呢还是一个横空出世的飞来之物？当我们中国读者读到这本书时，距离这些建筑现象的时间跨度已经有三十多年，现象背后的那些商业规律依然存在吗还是已经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处于当代的我们再读这本书的时候，该抱持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态度）？ Read more…
Sforzinda
古典乌托邦
要讨论乌托邦的实践，理念与其社会意义，就必须首先对乌托邦进行定义。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五百年内，
乌托邦的内涵一直在游移。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一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时代。而东方社会也不乏对世外
的理想社会的记录。总而言之，乌托邦是一个现实历史进程之外的，有着明确边界与缓冲的，同样不乏现实
可行性考量的理想城市模型。乌托邦(utopia)由u(eu)与希腊语的topo（place）组成。意即乌有之地
（utopia）或可理解为完美之地（eutopia）。而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构成了乌托邦的内在悖论。
科林.罗将乌托邦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乌托邦与18世纪启蒙时代之后的社会乌托邦。笔者认为，任何没有
社会意义考量的乌托邦想象都是不值得建筑师深究的。从启蒙时代开始，乌托邦开始走出庙堂成为新兴的社
会改良先锋的实践范本。但是这并不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就是不具任何社会意义的形而上模型。 Read more…
关于美好生活
二十多年前的夏天，广州的人民路高架桥建成。通车前夕，政府特意允许行人上高架桥参观，于是，成千上万兴高采烈的广州市民涌上高架桥。广州各大报纸在第二天不约而同地刊发了上面的这一张照片：由密密麻麻的人排列组成的、一个巨大的幕天席地的“人”字。
四年前在三藩市参观考察，正碰到工人在市区内挥锹抡镐地拆除Octavia 路上的高架路。重新修建的这条城市道路不再凌空飞渡，而是采用平交方式并减少了车行道，宽余下来的空间发展成高密度住宅。
。。。。。。 Read more…
Debord的“裸露城市”，一种对巴黎的新的城市认知地图
在当代的建筑学术话语中，建筑的自治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自治似乎是现代主义的日程之一，柯布将建筑视为革命的替代选项本来就是对政治的某种逃避，而光辉城市中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妥协其实是对政治介入政治的否定。而挑战现代主义之自说自话的“革命”运动自二战以后便风起云涌，自西方战后直至1968年的五月革命，Archigram，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COBRA，IMIB，HRC，Superstudio，Archizoom，Coop Himmel（b）lau便不断将政治卷入建筑，这些艺术团体本身就是革命与街头政治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此时中国作为世界建筑话语的边缘之边缘也概莫能外，延至80年代，国门甫开，各种建筑思想裹挟着他们的作为思想基础的哲学片断一起挤入建筑学的绘图课堂，这些建筑思潮在剔除了他们的政治与历史命题之后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被阉割的风格语言片断。一个80乃至90年代的建筑学生却在拼凑Archigram在60年代的奇思异想以表达先锋的态度，这样的尴尬与诡谲一直笼罩在处于被动输入的边缘文化体中。当Gregotti的团队在上海浦江镇铺陈他们的简练的、模数化与纪念性的建筑语言，乃至将这种建筑语言大量用于盈利主导的住宅开发项目中时，规划当局的官员可知道这种建筑语言与Superstudio的实践的姻亲关系与后面的政治意味？ Read more…
《圣经》里有这么一段，说耶稣老师被钉了十字架后又活过来了。他的门徒看见了，就说老师活过来了。却有一叫托马斯的，听其他人说他老师活过来了却怎么都不肯信。他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否则我不信（他活过来了）。”[1]
结果后来耶稣老师让托马斯用手探入钉痕，托马斯同学这才相信。耶稣老师于是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2]
根据这个故事，才有了上面这幅由卡拉瓦乔（Caravaggio）绘制的《圣托马斯的怀疑》（The Incredulity of Saint Thomas）。 Read more…
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一个名为“Solos: Tulou/Affordable Housing for China”的展览在美国纽约Copper-Hewitt National Design Museum中展出。[1]展出内容反映的是中国广州的一个名为“土楼公舍”的住宅项目。据介绍，该项目包含245间公寓单元、一间廉价酒店、一个图书室、一个健身房、还有数间商店，总建筑面积达12000平方米。该项目建成后，可容纳1200-1300人同时入住，租金则比同类型的出租屋便宜许多（一个月约400元左右）。[2] Read more…
自治（autonomy）原本意指政治学上的现代性探索。它表明了一个具有理性意志的组织或个体自我管理，自我更新的特质。康德将“自治”视为道德准则，他在《纯粹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将理性（reason）作为获得“自生的知识”（self knowledge）的前提，强调一个独立实体不通过“权威的信条”（despotic decrees），而完全依靠永恒的、不变的自在法则（eternal and unalterable laws）实现正义的能力。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阿多诺（Adorno）认为自由主张了法的功能，并概括了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最高成就。“自治”一词的身后，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中产阶层社区在整个19世纪对意识形态自决的百年求索。在20世纪初，整个西方的民主革命随着物质目标的实现渐渐偃旗息鼓，然而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本身却遭遇歧路，民主资产阶层（liberals）处在庸俗消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夹击中，他们已经承认“自治”不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良药，但是依然坚定的将自治的概念推广到各种文化、艺术领域中，意图退守到文化与艺术中践行康德哲学。由此，“自治”渐次成为一种学术伦理。
avant-garde
”涌现“的表皮（Courtesy MIT Emergent Design Group)
什么是“涌现“？
建筑理论家弗兰普顿（Frampton）曾经委婉的指出当今的建筑学社区已经失去了理论引擎。而建筑学的理论匮乏正导致了建筑设计实践的方法论饥渴。建筑创作对一个雄辩、强大的生成逻辑的空前渴望其实正暴露了建筑学的“道”与“器”的常态性的时空隔阂。在当前的方法论真空中，“涌现”（Emergence）理论乘虚而入，已经成为建筑师社区表达先锋性的技术暗语。那么，到底什么是“涌现”理论？它对建筑设计实践的方法论意义又在哪里？ Read more…
“建筑师画所能建，建所能画”， 在《数字化时代的建筑：设计与制造》一书中，布兰科.克拉列维奇（Branko Kolarevic）引用威廉.米歇尔（William J. Mitchell）这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数字化教父的名言所要重申的是建筑师的工匠本质以及建筑师与他们的“器”之间的永恒联系：如果建筑师手中的“器”已经不足以“利”到可以“善其事”或者其“利”的程度已经远不及其它“工”所使用的“器”而建筑师尚懵懂不觉，建筑师的未来将是晦暗的。 Read more…
中国城市-试看一个帝国的嬗变
In the Chinese City –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mutations of an empire(中文名试译：中国城市-试看一个帝国的嬗变) 原本是一个由巴黎建筑与遗产城Cité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和西班牙的现代艺术研究中心CENTRE DE CULTURA CONTEMPORÀNIA DE BARCELONA组织的展览，2008年和2009年在巴黎和巴塞罗那相继展出后，汇集出版了这本书。作者Frederic Edelmann是巴黎世界报Le Monde的一个记者，他拍摄和收集了大量中国城市面貌的照片，以“庄园”，“风水”，“建设与摧毁”，“个性”等看似随机的主题加以组织，尝试从中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从而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 Read more…
《形式跟随金融》（”Form Follows Finance” ）探索“没有建筑师”的城市常态，深度剖析了纽约与芝加哥两座城市生长过程中的决策、技术与财政的决定力量。作者着眼于研究这两个城市背后不同的城市开发“营销配方”（Market Formulas), 尤其主张通过城市的用地审批、地方建筑规范、城市规划型式、风险投资乃至经济周期的作用来探究形式特征后的逻辑。作者将二十世纪的西方城市范本——纽约与芝加哥称为“资本主义的乡土”，这里“乡土”一词尤其用来指涉那些在自发的逻辑中演进的城市造物。尤其书中对帝国州大厦的投资收益、空间效率、城市规范逻辑与形式结果的关系的展示让当时保守的历史理论相形见绌，而传统建筑史却是将这种“大都会”风格的流行归功于芝加哥“学派”与纽约“学派”自上而下的推广与影响。《形式跟随金融》揭示了美国大城市中的高层办公建筑作为分配空间的特殊盈利工具的本质。将西方城市中心视为资本主义世界运行到极限的副产品。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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