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乌托邦与社会乌托邦（更新）
Sforzinda
古典乌托邦
要讨论乌托邦的实践，理念与其社会意义，就必须首先对乌托邦进行定义。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五百年内，
乌托邦的内涵一直在游移。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一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时代。而东方社会也不乏对世外
的理想社会的记录。总而言之，乌托邦是一个现实历史进程之外的，有着明确边界与缓冲的，同样不乏现实
可行性考量的理想城市模型。乌托邦(utopia)由u(eu)与希腊语的topo（place）组成。意即乌有之地
（utopia）或可理解为完美之地（eutopia）。而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构成了乌托邦的内在悖论。
科林.罗将乌托邦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乌托邦与18世纪启蒙时代之后的社会乌托邦。笔者认为，任何没有
社会意义考量的乌托邦想象都是不值得建筑师深究的。从启蒙时代开始，乌托邦开始走出庙堂成为新兴的社
会改良先锋的实践范本。但是这并不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就是不具任何社会意义的形而上模型。
Sforzinda的高等学院
Palmanova
文艺复兴时期的Filarete可能是第一个赋予一个理想城市以形象化描述的建筑师。他在其著作
”Trattato di architettura“ 中全力描绘了一个以米兰公爵命名的纸上城市－Sforzinda。
该城市拥有正八角形平面的城墙，并外接一个圆形平面的护城河。Sforzinda是对混乱的、无规则
的中世纪城市的批判模型。Sforzinda在八个内凹角上各有一个城门，八条大道从各个城门通过，
汇聚在中心广场上。Filarete还为这个理想城市设计了一个同样为圆形平面的十层的高等学院。
16世纪建筑师Vincenzo Scamozzi为当时威尼斯共和国的新兴殖民地Palmanova所设计的方案
几乎复制了Sforzinda的理念。这种均衡，中心对称的平面表达了一种福音主义(egalitarianism，
即平等主义之意)甚至是朴素共产主义的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共产主义的词根就是社区－commune)。
其后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阳城”再次运用了圆形平面。在这个案例里我们可以看到圆形、
中心辐射的母题被反复运用。非常讽刺的是，这种对形式秩序的崇拜在文艺复兴时代被认为是标志
着人性的张扬，而中世纪的自然的，原生的城市形态被恶意贬低了。而我们所熟悉的《考工记》中
的周王城也是这样一种形式秩序的代表，而在东方文化里这种绝对秩序却是威权的呈现。其后
Ledoux在其Chaux的制盐工场的方案中也运用了圆形与中心辐射的母题。科林.罗认为形式与其
社会意义的表征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对松散主观的。这种指责其实对于在中世纪建筑海洋中渴望
超越的文艺复兴建筑师是过于严苛了。就如同所谓的“参数主义”（Parametricism）的概念其实
和欧几里德几何一样古老，但是在某种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情势下，历史上的命题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社会乌托邦
一个容易被中国学者所忽视的问题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念的大发展同美洲大陆的开发是有着密
切的联系的。在美国开国之初，汉密尔顿与杰弗逊的两种建国理念就决定了美国之后两百年的两种各
自独立发展又互相作用的社会形态。汉密尔顿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对机器与资本理性有着狂热
的偏好。杰弗逊则主张一种自然的，田园的生活形态，反对机器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对精神
世界的侵蚀。美国这片新大陆的原生景观完全符合基督教徒对于伊甸园的想象。杰弗逊的建国蓝图是
由无数自耕农构成的，这种朴素的福音主义思想在新大陆找到了最好的物质基础，而这种自耕农生活
形态已经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基本绝迹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传统上对于国家控制的社会主
义有着天然的抗拒。因为在土地与资源都几乎是零成本的前提下，自下而上的、互助的、自治的福音
主义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奋斗目标。空想社会主义者(Utopian Socialist)为乌托邦的理念
模型另辟了一个江湖。从圣西门，傅里叶与欧文等人开始，乌托邦成为依附在某种理想社会实践之上
的、属于草根阶层的精神寄托。而这些社会主义先驱的试验地几乎都在美国。在19世纪的前半段，根
据现存的史料大概可以认定有10万左右的“社民”在美国大陆上实践乌托邦的生活方式。这些社民有无
政府主义者，有逃避宗教迫害的信徒，有集体工业的工人，有无神论者，更有怀揣发财梦的冒险家。但
是这些人都或多或少的在上述三贤的信仰驱动下成为乌托邦的志愿居民。这些乌托邦社区往往处在一个
相对隔绝封闭的田园环境中，经济上力求完全独立，社民（communards）的精神世界也被严格的规训
以避免外界的“污染”。
傅里叶的社区单位“法郎吉”（phalanx）来自古希腊步兵方阵的概念。根据傅里叶的设想，一个法郎吉
大概有1600人，这些人共同从事合作性的劳作，保留极少的私产。根据傅里叶的门徒
Victor Considerant为法郎吉所绘制的蓝图，容纳一个法郎吉的建筑——法伦斯泰尔应该位于一个微微
起伏的山丘间，附近有河流经过，法伦斯泰尔是一个建筑巨构，几乎容纳了一个微型城市所需要的所有
功能。傅里叶与其信徒无法在人口密度与置地成本过高的欧洲试验法郎吉，但是在地广人稀的美国傅里
叶主义者却先后设立了30个法郎吉，这些社区都最后因为经济上难以为继而破产，其中最著名的被称为
“新耶路撒冷”的Brook Farm社区仅仅存在了七年。欧文的“新和谐城”（New Harmony）也是一个类似
的志愿社区模型，在1824年，威尔士工业家欧文买下了位于印第安纳的和谐城（Harmony）的30,000
英亩土地规划自己的理想社区并将之命名为新和谐城。在建筑师whitwell的蓝图中，新和谐城也是一个
自成一体的城市建筑巨构，欧文邀请了诸多社会名流来参与他的新和谐城的建设，但是这个理想中应该容
纳2000人的城市实验在争吵中最终落幕。后来这些参与者承认是社会的内在“多样性”（diversity）与
个人主义击碎了统一的，和谐的乌托邦梦想。在19世纪后半叶，工业家Pullman在芝加哥郊区所建立的工
业社区Pullman城标志了一个新的工业乌托邦时代的兴起，由于工业乌托邦的设想主体就是资本家而不是
推崇取消阶级差别的社会主义者，工业乌托邦更少通过精神控制而是通过福利水平的提升来强化社区归属
感。关于工业乌托邦的问题笔者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
Phalanstere
新和谐城
震教徒社区
乌托邦社会实践给美国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甚至可以说是无数的合作性的，自治的小型社区构成了今日美国
的社会与景观基础。大量同乌托邦社会主义并行的宗教社群，如震教徒（Shakers），奥耐达完美主义教徒
（Oneida Perfectionist），以及今日教徒甚众的摩门教徒都直接间接的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些乌托邦互助
社区几乎都是完美的农业文明的伊甸园。他们与大城市主流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谐共处，甚至从深层控制着
美国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
”社民“（communard）是我在文中未作解释的词汇，这个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社员“。人民公社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法郎吉“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乌托邦互助社区是在国家机器之外的”体制外“社会。而我们的人民公社则完全是体制内的自上而下建立的村社单位。客观上在一定时期内人民公社对于维持一个自治的，平等的社群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在笔者的童年时期的记忆中，上海郊区的人民公社还维持着比较完整的形态。这种人民公社的形态在江浙的某些模范村社中还存在着，比如笔者一向非常关注的华西村。笔者和教授曾就华西村有过讨论，教授倾向将华西村归类为企业主导的产业乌托邦，而笔者认为这还是人民公社与传统儒家社会形态的结合。
额。。。前篇回贴言之尚早了。。。。。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传统上对于国家控制的社会主
义有着天然的抗拒。因为在土地与资源都几乎是零成本的前提下，自下而上的、互助的、自治的福音
主义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奋斗目标。”这句总结的真到位了。
至于华西，这使我突然想起，黑社会古惑仔到底属于哪种社会形态。。。。摆脱不了社会性的依附我认为就不能称为理想社会，这样，我的理想社会模型也就出来了，就是个进化版的原始社会。。。。
这里来回Hill哥的一些质疑。
首先南都确实是“公民建筑”的幕后推手。南都作为国内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最甚（这句话也有问题了，什么是主流西方意识形态？这里大家都能理解就好，就不展开了，否则讨论无法进行）的国内主流媒体，对“民主”“自由”理念的推动是不遗余力的。朱涛先生在其博客中也提到了其与梁文道关于中国有没有“社区”的讨论，但是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之时，没有人对community这个词提出解释，而大家都知道这个词来自commune，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人民公社。公社作为西方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概念，其理论渊源正是乌托邦。而乌托邦和南都所秉持的理念又是有差距的。南都的讨论主题”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如果前面四个字是问题，那么后面作为回答是太单薄了。对于社区来说，对应的是社民或社员（communard，就是”社员就是向阳花“的”社员“）而不是公民。这点应该是很清晰的。总的来说，南都的”公民建筑“更强调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价值与发展，而乌托邦是集体利益的代表。但是建筑如果不是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去讨论，就和博物馆里的藏品或者个人消费品没有区别了。不作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的建筑是没有研究的意义的（个人看法）。南都所谓的”公民建筑“讨论，其理论与历史都模糊不清，后面的推论怎么可能有价值？这些话，本人作为个人的学术观点推出，由于打击面太大，尤其是南都及其所属的整个学术圈子，就不放在正文里了。